编者按：近日，h动漫 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吕新雨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h动漫 何明星教授，h动漫 出版与文化系主任邓香莲教授，从新近出版的《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研究出版社出版）谈起，结合学术研究前沿问题和出版工作实际，提出“加强对全球南方出版机构的研究迫在眉睫”。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全球出版格局，而“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如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出版情况和阅读接受，长期以来被忽视。

        出版业是大众传播的母体。出版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广电业、新闻业亦是如此。三者面临的问题存在诸多共性，首先来看，是信息传播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全球北方掌握话语霸权，而全球南方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传播中的困境与突围实践，值得系统研究和进行经验总结。

        自主知识生产视野下，全球南方出版研究的迫切性为何如此凸显？如何改变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信息传播上的不平衡，祛除国际信息传播领域的“霸权”现象？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来袭，在知识的再组织、再生产与再传播过程中，在数字化革新浪潮中，中国出版业的探索与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势与底气，对全球南方出版机构有着怎样的借鉴价值与意义？访谈提出的这些话题，未必能在一篇文章中解决；但问题的提出，正意味着回答正在路上。

        访谈由《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一书策划编辑张琨主持。

加强对全球南方出版机构的研究迫在眉睫

        何明星：《书界星河：国际出版概述》是2019年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的“国际出版概论”课程的讲义衍生而来。疫情期间该课程转为线上教学，选课学生众多，其中还有不少国际学生。正是从那时起，本书不断积累资料、完善研究框架。

        目前，本书按照区域国别学的框架编写，涵盖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西班牙、拉美、非洲、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现状、出版历史以及特征，但书中特别强调了出版机构。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出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全球出版格局，其实研究50家大型跨国出版集团，基本上就掌握了当今世界出版格局的现状与特点。但是我们遵循国内学术界通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规范，按国家和地区逐一介绍。套用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范式，但重点呈现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出版机构，这是该书编纂的主要特点。

        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外，我们也关注到“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情况，如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地区。但在梳理这些地区的出版机构时，我们发现相关资料极为匮乏。本书的编写团队，花费很多力气寻找这些地区有官方网站且知名度较高的出版机构，并将其补充到书中。对于全球南方这些地区出版机构的研究，国内学术界能够提供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多，因此编写团队下了不少功夫。既有最新资料的编译，也有一些国内从没有介绍过的出版机构。

        以非洲为例，国内学术界对其出版机构的介绍十分匮乏；再如东南亚，作为亚洲文化圈的一部分，东盟地区的许多国家名字，国内大部分读者是十分熟悉的，有人可能经常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去旅游，但对这些国家的出版机构却未必了解。因此，我们经过大量资料搜集与重新编译，把最新的相关内容收入书中。可以说，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完成这本书。

        张琨：从整个编辑过程中，我能感受到编委会众多成员为此书付出的基础性工作。我之所以对这本书如此感兴趣，并极力推动其出版，是因为我认为本书能够弥补当前出版领域的一个短板——无论是出版人才培养，还是出版从业者自身，都需要具备全球视野与格局，这一点至关重要。想请吕新雨教授从传播的角度，对全球出版格局进行评述，并谈谈关注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及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与迫切性。

        吕新雨：我深知出版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广电业、新闻业亦是如此。将这些问题置于比较视野下，我发现它们存在诸多共性。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信息传播不均衡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在出版领域同样存在——全球北方掌握话语霸权，而全球南方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此外，中国出版业在国际传播中的困境与突围，也属于结构性问题。这些共性让我深有体会。

        从出版业的视角而言，如今所有的大众传播形式都源于出版业，出版业是大众传播的母体。早期的报纸、杂志都属于出版业范畴，后来广电业、新闻业才逐渐分化出来，但它们仍有共性，比如与时代背景的紧密联系——出版业的重大发展始终与社会运动和时代变革息息相关。

        例如，西方出版业的发展与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崛起及宗教运动等紧密相连；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崛起，都对世界图书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认为出版业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结合，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如今的人工智能若没有此前出版业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所有的语料库都源自人类通过出版业组织和传播的文化成果。历史上许多重要出版机构，通过与高校及知识精英合作，在组织和传播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百科全书的编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峰通过出版业连接起来。

        目前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时代）对出版业的影响，本质上是知识的再组织、再生产与再传播问题，这是当代出版业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着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否突破二战以来冷战及狭隘民族主义的局限，实现全世界知识的共享。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的赋能，全球南方是否能改变知识生产不平衡、不均等的现状？我认为出版业最有可能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h动漫 主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3）曾发布过《上海学术共识》，提出要推动21世纪信息传播新秩序，改变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在信息传播上的不平衡，构建公平公正的信息传播格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南方能否在出版、新闻、影像生产等领域改变霸权结构，让非洲、拉美、东南亚的出版业既“小而美”，又拥有话语权，并形成新的协作模式？例如，全球南方国家能否在保持多样性和版权自主公平的前提下，通过联合实现发展，在出版组织层面实现新的突破与革新，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此外，冷战在出版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如美国中情局在冷战期间基于意识形态需求推动了许多图书的出版。在当前所谓的“新冷战”格局下，我们应如何反对新旧冷战，突破其限制？例如，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芯片、生物等领域）构筑“防火墙”，截断知识流通，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应如何突破这种格局，实现知识的公平、公正与共享？同时，图书的范畴已超越纸质出版，涵盖多模态出版，如何使其与日常生活更有机地结合？在社交媒体时代，出版业应如何走“人民路线”？我们并非排斥市场和流量，而是追求健康、充满正能量的市场。出版业若能从群众路线中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方向，让图书出版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或许能破解当前的困境，这一问题对新闻和广电业同样重要。

        从全球南方的角度来看，出版业与民族国家的建设联系紧密。全球南方论坛曾讨论数据主权问题，而出版业与数据主权息息相关。我们既倡导信息和知识的自由流通，又需具备知识生产的主权意识，因为语言、世界观、传统、地方知识生产及文化多样性，都需要在国家出版主权、数据主权或文化主权的框架下理解。如何平衡文化主权与“走出去”、民族国家建设（此处的民族国家并非狭义的民族主义，而是民族融合、文明互鉴的概念）的关系？只有守住文化主权，才能实现文明互鉴，否则容易被其他文化所裹挟。许多全球南方弱小国家因无法建立自身的出版主权，所以其话语被各种势力操控。

        最后，我深刻认识到出版业是一个工业体系。早期出版依赖纸张，如今则涉及数据库，而数据库背后是电力基础架构，以及出版社的整体基础架构和组织架构。每次出版业的重大变革，都是其工业组织形态、生产组织方式和传播渠道的重构过程。当前我们正面临这三重重构的革命，若能在这些层面实现突破，21世纪的出版业必将展现新面貌，也期待中国出版行业能发挥重要作用。

从出版主权到数据主权

        张琨：确实如此。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宏大视角介绍了国际出版的格局与特色。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书中提到国际出版具有英语化、集团化、数据化三个突出特点。从历史积累的出版物来看，英语语料占比极高，这意味着以英语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观点及其影响力正在不断传承，这一现象值得重视。这也是我们将今日访谈主题定为“全球南方出版研究的迫切性”的原因，我们希望能听到更多元的声音。

        何明星：吕教授提到的出版主权问题十分关键，目前全球南方知识生产普遍面临这一问题。例如，斯瓦希里语在东非、北非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使用广泛，使用者8000万人（也有学者说超过一亿人）。殖民时期，德国人曾编纂过斯瓦希里语词典，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等曾出版过一些斯瓦希里语书籍。斯瓦希里语作为非洲大陆的民族语言，在西方列强殖民非洲时期进行了一些标准化工作，但主要是为了便于西方列强进行殖民统治，因为当地大量普通民众使用该语言。非洲国家独立后，斯瓦希里语才有机会进入国家的主流语言。如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曾将莎士比亚作品从英文翻译成斯瓦希里语，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部分斯瓦希里语版本的中小学教材。但是牛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朗文出版公司等英国知名出版机构，在东非国家独立后出版斯瓦希里语书籍，主要是一种商业公关行为，以获取这些国家的教育出版项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东非国家经济下滑，国家财政紧张，斯瓦希里语的出版便迅速陷入低谷。据非洲学者研究，1975年至1995年的20年间，整个东非国家仅出版了77本书，年均不足4本。我依据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平台OCLC查阅，截至2025年5月，牛津大学出版了456种斯瓦希里语图书，麦克米伦出版了76种，传教士系统的恩大丹出版社（Ndanda Mission Press）出版了111种，位于达累斯萨拉姆的东非文学局，出版了551种，东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196种，但是东非文学局今天已经彻底解体了。这些斯瓦希里语图书出版时间均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入21世纪之后，基本没有新品种出版。这就是民族语言出版主权的丧失。

        目前，非洲文学作品中用英语出版的占比极高，如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非洲作家，其作品用英语出版；其次是法语、葡萄牙语作品，几乎没有用斯瓦希里语创作的。著名作家恩古吉用母语创作，却被逐出祖国。非洲这种“依附性出版”“文化依附性发展”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从而认知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非洲出版人已经充分意识到非洲不能再依赖西方语言记录自己民族的思想、感情与文化，但现实限制却又不得依赖西方殖民语言。

        我目前在阅读查卡瓦（Henry Chakava，1946-2024）先生的纪念文集。查卡瓦先生曾在英国的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非洲分支机构工作。非洲国家独立后，查卡瓦借助东非国家独立时的政策优势，联合力量将其收购并成为肯尼亚的本土化出版机构——东非教育出版社。他第一个出版了“非洲作家”文学系列，第一个提出用非洲民族语言出版非洲作家作品，第一个发起了非洲出版联盟（ABC）等等。2024年他去世后，东非、南非、西非的出版人共同出版了纪念查卡瓦的文集。未来，我们计划围绕全球南方（包括拉美、非洲、东南亚及中亚）的出版业，以出版机构为中心，推出系列研究成果。

        吕新雨：我们举办了两年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与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朋友有过交流。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而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困境可能更为深刻——中国经历了革命、成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实现崛起，而许多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新殖民主义状态。

        当前学科化的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关注政治经济，却忽视出版和新闻，但所有政治经济叙述都需要通过文化及知识生产的方式呈现。因此，应将出版研究、数据主权与出版主权研究纳入区域国别研究。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和视角来看，希望中国出版界能更多地组织和生产关于全球南方的知识。

        2025年4月我去巴西圣保罗开会，专门拜访了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组织（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MST）总部和农场。MST自1984年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是拉美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社会运动组织之一，它通过生态农业实践和基层教育，重塑了巴西农村的权力结构，并成为全球农民运动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基层教育创新案例”，其教材《土地教育学》被翻译成6种语言，但好像没有中文。我参观了MST创办的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国立学校（Escola Nacional de Florestas e Agricultura, ENFF），也是他们的干部培训学校，该校以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1920–1995）的名字命名，其著作《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巴西社会的阶级与种族》等是MST运动的理论来源， ENFF的课程设计（如农业生态学、土地法）也是其理论的体现。

        但我查阅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的资料时发现，中国学界提及他的人很少，其著作也未被翻译。我们对全球南方的翻译多通过英语转译，而直接翻译拉美、巴西等国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家的作品极少。这导致中国思想界在思考世界大变局时，缺乏有效的全球南方思想资源，中文世界对全球南方出版的研究也极为匮乏。

        如何改变这种不平衡格局，以及如何让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进入中国学术版图，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何明星：研究全球南方的出版问题，除了关注这些国家自身的在地化努力，还需审视我们自身所形成的经验。例如，202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提到全球南方话题，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借鉴。

        以非洲为例，独立后的肯尼亚政府虽组建了四个国有机构负责教材编写、生产、发行等工作，但新独立的肯尼亚政府在知识生产方面依然依靠英国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就与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亚签署了多个政府委托的教材、课程出版项目。这就客观上使得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的教育项目无法摆脱英国的深度影响。这也导致了斯瓦希里语始终停留在民间语言层面，未成为学术语言——非洲学者不用斯瓦希里语写文章，甚至新独立的非洲政府等社会精英群体也认为斯瓦希里语是“劣等语言”“街头语言”。

        对比非洲，作为一名中国人要庆幸，中文是我们的主流语言。中国出版业拥有优秀的编辑队伍，对文字、标点的严谨把控，为构建精准的语料库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若能以中国出版为基础建立大数据模型，必将打造出世界上最为专业、准确的AI模型。我们深入了解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主要目的是重新认知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性，从而观照与把握中国出版的优势与机遇。

语料库、数据库背后的“文化”较量

        张琨：目前很多人使用ChatGPT，想方设法注册账号，但它的系统基于英文，提示词需用英文，其算法、技术支持及背后的语料库、数据库均以英文为支撑。当时我与一些技术专家交流，他们极力推崇ChatGPT，但我们也有豆包、文心一言、通义千问等中文模型。如今，DeepSeek等中文模型的出现，让我们倍感自信，因为它由中国人开发，其数据库和逻辑体系基于中文系统。表面上是技术竞争，实则是文化的较量。

        邓香莲：在当前技术背景下，各国、各民族更应重视自身语料库的建设，这关系到文化主权。数据已成为战略资源，特色语料库同样是战略资源。若在这方面存在缺失，在人工智能时代，大语言模型缺乏相关语料训练，可能会导致文化偏见和歧视，最终失去自己的声音。

        何明星：中国出版业需吸取改革开放后新闻业的教训——在互联网崛起时，新闻业主动让渡了主权，导致互联网转载免费。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的内容是宝贵资源，呼吁行业内的学者、朋友及所有出版人守护好行业主权。若低估自身价值，出版业可能会重蹈新闻广电行业的覆辙。

        吕新雨：首先，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活的语言”，是日常使用且不断创造、再生产的语言，它承载着民族发展历史中的所有文化基因，是民族的根本。

        以中国为例，普通话是标准语，下方有诸多方言为其提供滋养，形成“既统一又多元”的形态，且标准语中也吸纳了不少外来词汇。我们要守住“源”，才能有“活水”，若全中国都使用英语，便失去了本源。印度作为殖民地，其书面官方语言只能使用英语，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印度民主国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难题——方言与外来语的关系始终未能妥善处理。中国以民族语言为体系，汉语之下还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出版，形成一个“活的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如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的底层架构仍受国外数据库影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中国出版业，以国家层面推动数据库与中国大语言模型的匹配。

        二战之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经济、军事手段，压抑了欧洲高涨的社会主义思潮及全球南方的反帝反殖民社会主义力量，同时通过冷战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将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置于二元对立框架（如民主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这是杜鲁门“文化冷战”策略的核心。当前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困境，就是突破这种二元对立。

中国的出版业及知识生产需突破这一格局，正本清源，重新讲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故事。例如，去年我们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将中国乡村振兴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直接带到论坛，与全球南方朋友对话，效果显著；我们还将全球南方朋友带到贵州榕江、赣南等地，打造国际传播基地，让他们亲身感受，并计划围绕相关主题开展出版和研究，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诉求。

        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还受西方债务、经济制度及“新冷战”关税等问题的制约。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应携手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重建叙述——不是贬低西方知识，而是以“拿来主义”批判吸收，守正创新，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的同时，构建反对“新冷战”的世界观和知识生产体系。

        中国出版界在改革开放40年来，翻译了大量欧美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是必要的学习过程。但同时，更要找到自身知识生产与民族发展的有机联系。

        何明星：鲁迅有句话“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全球南方研究。

        例如，今天中非之间的政治信任就源于上个世纪的积累。新中国1964年出版斯瓦希里语《中国画报》，截至1979年共出版了420期，其中斯瓦希里语图书共出版了245种，豪萨语图书共出版了96种。特别是斯瓦希里语儿童读物的影响最大，总品种为60多种，如《狐狸》《骄傲的将军》《小马过河》《宝葫芦》《珍珍的奇遇》《蚌姑娘》等，总发行册数达到了68万册，差不多均为免费发行到了东非大地上。中国斯瓦希里语的儿童读物所建构的东方世界，不仅有别于英国殖民当局、传教士在非洲大地上发行的西方英语读物，而且充满了神奇与智慧，因此带有插图本等斯瓦希里语版儿童读物，成为当地少年儿童的启蒙、识字读物，甚至是小学教材。非洲学者研究发现，在今天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图书馆中，中国出版的斯瓦希里语书籍数量远超非洲本土出版的图书，这体现了新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互助”。建立在上个世纪基础上的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值得非洲学习，这也是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第三次“向东看”的原因之一。从知识生产角度研究全球南方出版，有太多空白和值得探索的内容。

        吕新雨：出版业是国家、民族文化大厦的“钢筋水泥”（何明星语）、基础架构，因此不仅出版行业的人应关注出版业，全社会都应关注，因为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从大传播视角看，推进出版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是我们的任务。最后，希望“全球南方学术论坛”能与出版界及实务界有更多深入合作。

邓香莲：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等南方国家的留学生，他们表示要将在h动漫 出版学院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带回各自国家，回国后从事出版相关工作，成为各个国家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作为全国首批部校共建出版学院/研究院之一，我们以后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出版人才，让出版业成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钢筋水泥”，通过出版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让全球北方和南方更了解中国，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

来源 | 中华读书报